主编说 | “自然•性别研究”的现实之维
【“主编说”栏目导语】
为梳理外语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研社汇聚国内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了“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一个话题一本书，已于2018年底陆续出版。可以说，“文库”宛如一张庞大的学术地图。为了方便广大读者按图索骥，现邀请各子系列主编“现身说法”，展现不同子系列的研究焦点与学术价值。
（点击图片即可查看文库详情）
本期“主编说”栏目嘉宾为“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自然·性别研究”子系列主编——陈红教授。
陈红，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点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德•休斯诗歌研究”（2007—2012），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自然诗歌传统与当代生态诗歌的兴起研究”（2016—2020）。出版中英文专著各一部，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ISLE、Concentric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另有数篇文章收录在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等国外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发行的著作中，如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d Hughes。目前担任英国及爱尔兰文学与环境学会官方学术期刊Green Letters: Studies in Ecocriticism（Taylor and Francis）以及环境人文学图书系列Environmental Cultures （Bloomsbury Academic）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包括ISLE、Green Letters和《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外期刊的外审专家。
说到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或“性别”，普通读者大概会觉得它们应该属于比较“单纯”的文学题材，因为前者对应客观的物质世界，后者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却看到了一个与人们的想象截然不同的现象：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与性别时常为作家的主观意识所裹挟，不仅面貌诡谲多变，其意义亦趋丰富且开放；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者们更是在理论界层出不穷的各种“主义”的蛊惑下，从政治、文化、伦理及心理等多层面对这两者作了深入的解读，将它们变成各种外在矛盾或内心冲突的隐喻符号，唯独否认它们与其本该属于的那个客观世界之间的天然联系。但其实这个联系一直都在，只待阅读者的眼睛透过种种迷障将其发现，最终促成文学研究向客观世界的回归。
张剑教授在《触碰现实：英语文学研究新发展》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有必要在经历了“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价值”的冲动之后，“将社会和历史重新带回到文学中来”。但正如他对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文学批评需要触及的既有社会现实，也有物质环境的现实——后者被忽略和压制的时间无疑更长。贝特等人引领的生态批评正是以其鲜明的对环境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得长久以来被林林总总的政治隐喻所遮蔽的自然终显其本来面貌。“自然·性别研究”系列中的《田园诗》便显现出生态批评视角给延续五百多年的田园诗歌批评所带来的蓬勃生机。可以说，这个系列很好地反映了中外文学研究界为重建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连结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只不过自然和性别两个分支所关注的现实各有侧重。
“自然·性别研究”子系列图书
《田园诗》：陈红 张姗姗 鲁顺
《身体》：张金凤
《生态女性主义》：韦清琦 李家銮
《性别》：刘岩 等
《男性气质》：隋红升
（《男性气质》将于下半年出版，其他四本请点击图片查阅详情）
自然和性别话题下的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史渊源及研究路径，但两者之间显然也是相容的，否则不会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出现。比较分析系列中的《身体》和《生态女性主义》，我们会对自然和性别的相容性和差异性有更多的了解。《身体》一书中提到，“身体的形式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理意义上和物质意义上的实体，它也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人文学科内的身体研究强调的是后者，即身体的符号性和隐喻性；而生态批评则将目光重新投向前者，即身体的物质性。
以两部著作中的经典研究案例为例，前书采用了萨拉·斯基茨（Sarah Sceats）的《当代女性小说中的食物、饮食与身体》，后书选择了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的《肉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素食主义性别理论》，两则案例所涉话题高度重合，但关注点不尽相同。斯基茨运用心理分析和社会政治分析，着重探讨食物和进食行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亚当斯的缺席指涉理论虽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分析，但其视野更加开阔，不仅包括女性和动物，或女性主义与素食主义，还把自然等一切受压迫的对象都囊括其中。更重要的是，对于亚当斯而言，素食作为饮食选择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减少对动物的伤害，以及减轻环境的负担，她对动物生命及生态环境的考量是斯基茨所缺少的。
同样的比较还可以在《性别》和《生态女性主义》两者中进行。刘岩在《性别》中提到，美国法律专家金伯莉·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使用“多元交织”（intersection）这一概念（韦清琦、李家銮在《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也对“intersection”及“intersectionality”展开了重点讨论，不过将其翻译成“交叠”和“交叠性”），来“解释黑人或少数族裔[……]女性所处的双重压迫境遇”，这一概念后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乃至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而当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将之纳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实际将这一视角下的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扩展，直至涵盖在人类面前总体处于弱势的非人类群体。
毫无疑问，正因为所有自然生命均以其身体来感知环境，与环境互融互通，我们有关自然与性别问题的研究更应该进一步加强融通，为彼此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养分。刘岩在《性别》一书中把性别研究对生命政治的关注视作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也肯定了我们以身体为桥梁连接性别研究与生态批评这一思路的合理性。
与其他大多数文学研究话题相比，自然与性别研究的发展直接得益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上数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男性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及动物解放运动等，表现出更强的社会参与度。即将出版的《男性气质》一书中提到，当学术研究不再拘囿于象牙塔内，而选择服务于社会，便可以为“提升民族素质”作出贡献。或许这种“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才是文学与现实赤诚相见的最佳境界，也应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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